【演講紀錄】李紀祥-刺客世界與刺客外傳──書寫、圖像、敘事

刺客世界與刺客外傳──書寫、圖像、敘事

李紀祥先生2014年12月09日東華大學演講紀錄

佛光大學李紀祥教授

  此次演講請到佛光大學李紀祥教授，講題為「刺客世界與刺客外傳──書寫、圖像、敘事」。

李紀祥教授在演講中拋出許多問題，不僅僅是司馬遷與《史記》，還有近年李教授在各地受邀發表論文乃至演說時，體驗到的東西方學術上的差異，這些問題交織在一起，看似鬆散，實則圍繞著某種生命的核心體驗。

關於司馬遷，李教授首先拋出幾個問題，第一個就是「司馬遷到底有沒有媽媽？為什麼沒有人研究過他的母親？」這個問題在史料上誠然十分難解，李教授意圖提醒同學去思考：司馬遷也有家庭，也有成長的過程，他是怎麼樣被培養上來的？更重要的是：「我們自己又是怎麼樣成長起來的？」這個問題關乎我們如何去「再現」《史記》的敘事。

李教授提到，研究司馬遷最重要的文章〈報任安書〉，現今在美國的研究中，提出〈報任安書〉可能是假造的。然而，他也說到，即便是偽書，或是偽史，仍然需要研究，這都包含在當代如何看待司馬遷與《史記》。李教授也提醒我們，不要因為西方人不以漢語為母語而看低西方的漢學研究，他提到：作為母語的中文和作為文本的中文是不一樣的，作為文本即是世界性的，透過不同的文化背景，會有不一樣的視角，有不一樣的激盪出來。從這樣的角度我們才能更理性的去比較彼此研究之高下。

演講現場

李教授從最基本的問題開始談起，《史記》中的刺客一共有幾人？依照司馬遷自己的說法是五人，這就引出了另外一個問題──高漸離算不算刺客？高漸離是以荊軻作為傳主，是「荊軻傳」的一個配角。作為一個配角為什麼他的篇幅那麼大？這樣的疑惑就是《史記》產生的「閱讀效應」，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出版了以高漸離為男主角的小說，並且翻拍成電影，這些都是閱讀效應的擴散。

然而，高漸離和司馬遷說刺客有五人是兩回事，但是高漸離卻是一個可以問的問題，從中可以拉出當代性的問題，勾連出另一種《史記》學，如果是創作，就必須與《史記》切斷；如果是學者，就必須回到《史記》去。

李教授說：「這五個人每個人都有自己不一樣的生命、不一樣的歷程，司馬遷為什麼要把他們挑出來，作為一個類。司馬遷做了他的思考，我認為他在寫他的史記裡面的列傳的時候，他已經思考過這樣的問題，思考完了以後他認為的最好的敘事方式就是刺客，刺客就是這五人的共名。司馬遷所認為，人間應當有此類型的，他去抽出五個或六個人來，叫做刺客。司馬遷運用了所謂共同性的結構，我們稱這是一種小說筆法。你不能用年代、國家的不同來談他，他有一個共性，是一個共在性的結構，時間差異已經被抹消了，讓差異能夠抹消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司馬遷已經決定要這樣做，去抹消他們的共性，第一步是先抽取不同的人，然後再去抹消他們的共性。這和先揭發出共性再去解釋的歷史哲學，是完全不一樣的。」

李教授也提到，這種先抹消共性再去給予名字的方式，給他很大的困惑，當他在寫博士論文時，在這裡遭遇很大的困難。

當司馬遷列下刺客的時候，他把這批人列在一起，因為他看到了古往今來的人世間，「勢必有此等人物」，「勢必有此等人物」的原因是他們有這樣的性格，又碰到這樣的時代，有這樣的時代這樣的性格「非有這樣的人物不可」，這種人是刺客。這裡牽涉到西方美學的問題，所謂美學上的「典範」，到底人間有沒有這樣的典範？因為我們身上有這樣的細胞，所以我們會被騷動被感染，碰到這樣的一種時代，人們也會像那樣去做，不是那樣的時代，就像我們去看電影，會被感動薰陶，這又構成了另一種古今的連結。但是，變成一種典範的時候他到底是不是歷史呢？因為他談的是一種抹消，變成一種群體的共性結構。變成一種群體的研究方法的時候，在西方是方法論，在司馬遷卻是本體論。可是本體論在歷史來說是特殊性的，如果你看赫爾德的東西，絕對是特殊性的，但是在司馬遷這裡卻是共性。這之中就產生了弔詭，還可以談很多東西出來。本來刺客列傳只是說故事的，但是因為他說故事太巧妙了，他沒有提出理論，因為沒有提出理論我們反而可以讀出很多自己的感受，去向司馬遷叩問，一問一答之間，在桌案上書寫下來。

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這樣的典範存不存在？第二，對班固來說，這種典範在漢代能不能存在？這也是為什麼班超、班固父子要批判司馬遷的原因。大一統之後，刺客是不能存在的。為什麼司馬遷覺得刺客在戰國時代是大人物，要把他們比做國士、義士？

李教授接下來提出的問題是，作為一名刺客，是否必須死？有沒有所謂「刺客必死定律」？

死或不死在這裡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司馬遷因為李陵事件獲罪，自請腐刑。李教授說：「世間比自殺還要慘痛的教作苟且偷生，一種叫錢謙益的，因為整個社會瞧不起他。另外一種苟活叫做心安理得，而且他們會說活有重於泰山，不是因為我不想為明朝亡，而是我想為清朝作事。當代兩岸有很多這種話語。每天上朝走路的時候非常慘痛，有無限的眼光證明你還活著，而你應該要死掉。世間比死亡還要更深刻的，就是在地獄裡面活著。以司馬遷書寫給任安的這樣喋喋不休的這樣的累述，我們知道他是一種苟活，他是比死亡更深沉的。關於苟活的重要性，史學上面談到的人非常少。這種常常出現在西方小說當中。中國的史學經典一向和皇權勾結，因此他提倡世間最高尚的人品。」

因為司馬遷的「苟活」，使得他比誰都要更懂得「死亡」和「必死」。這裡又引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曹沫為什麼沒有死？

「假如刺客必死定律如果存在的話，一種悲劇的典型就出來了。也就是說，刺客這樣一種類別，這樣一種典範，這樣一種身分，他出現在世間的時候，他就是一種悲劇，他的生命整個出生就是一種悲劇，一旦到他有自覺開始，他就決定他生命的終點站是一個悲劇。一定有這種人，一定有這種使命的召喚。

司馬遷在這之中放了一個曹沫，他成功了。為什麼他沒有死？他快快樂樂的活下去了，他成功了，呈現出一種反差。

刺客必死定律就是說：你活著就是為了死亡。你如果沒有死亡的話，你活著的意義永遠不存在。一旦你死亡了，你曾經活著的那些東西，你活著這一件事情，都是證明他是為了死亡，是生與死的換取。用我所有的生來換取死的那個剎那，如果不能達到目標呢？如果沒有成功的換取呢？一種叫做我完成任務我活下來叫做成功，一種叫做我死亡了我換取了我人生的意義叫做成功，通常中文的措辭叫做「成仁」而不是「成功」。可是誰知道呢？史家又怎麼知道呢？我們怎麼知道有這樣的一種人生一種生命？司馬遷為什麼知道？因為他活著，他死得更深，因為他苟活。他比死亡的人還要更知道，死亡的人是如何拿生來換取死。」

李紀祥教授分析了刺客列傳的書寫與敘事結構，他將刺客一生分為三個階段：

1.          待：等待、期待

2.          遇：與知音的相遇

3.          下報知己

最後，李紀祥教授問道一個問題：刺客之死是如何被知的？聶政和豫讓都毀容，因為刺客完成自己生命的意義的時候，他不要人知道，這是一種非常崇高的情操，一個原因是不毀容而被抓到會連累家人，另外一種是，我就是要用我的死來換取我的生，那就是我生命存在的意義，而不是像西方哲學家巴克萊所說的，存在是感知的，他不要那個東西。可是，史官的責任就是要把人間值得的、不朽的事傳述下來。文學的使命也是這樣。

如果我們要把人間值得的或不值得的事情傳述下來的話，你必須要知，存在即被知。可是刺客他就是不要讓你知道。

因為生命是在己，我不要你知，生命在己就是說我用死亡來換取我的生，我不是用你知我的意義來告知你我生、我不朽。這裡面隱藏了一種反不朽。而史家要讓人不朽。當傳主是一種反不朽的時候，他完全不讓你知道，他已經毀容了，而我們又如何知道他不讓你知道？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史家一定要讓你知道，這個人的了不起，剛剛好你要讓人知的知，人家不讓你知。司馬遷的刺客列傳，他是騙人的。為什麼？因為刺客是反不朽的，生命的意義不在於不朽，而在生與死的換取上。

李紀祥教授與海報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