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詩的敘事方法：基於文學觀與情感傾向的考察
羅時進先生2014年東華大學演講紀錄
這些研究試圖想要找出以下這些問題可能的答案，包括：第一、白居易是怎樣的詩人？第二、白居易是以怎樣的方式進行藝術敘事
，乃至人生敘事？第三、在詩歌史上、藝術史上、精神文化史上，白居易應該擁有怎樣的地位？ 羅時進先生演講照(右圖)
關於唐代詩歌的研究，全唐詩當中透露出的訊息，往往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羅時進先生主要採用了全唐詩中詩人與詩作的訊息數量作為一種進路。在辛亥革命以前的詩歌，率皆可以稱之為古代詩歌。古代詩歌當中，單單清朝詩歌就有一千萬首之多。整個中國詩歌史在清朝之前則大約有一百萬首。
在這個巨大的詩歌寶庫當中，全唐詩大約有五萬三千首，而白居易的作品留存數量大約是四千首。至於唐代的詩作頂峰，後世障礙的奠定者李杜，李白大約留下一千首，杜甫大約不到一千首。就數量上而言，白居易的詩歌數量在唐代上算是首屈一指的。在詩歌史上，李杜的成就在白居易之上固然無庸置疑，對於後代的影響也自不在話下，例如後代的論詩絕句，其流變也都可溯源自杜甫「論詩絕句」，看作這組系列作品的擴張衍伸。那麼傳世詩作達四千首的白居易，在詩歌史上又應該具有怎樣的地位呢？
若要嘗試給予白居易定位，一些史料現象可以有助於我們的認識，在白居易生活的那個年代，元稹曾經這樣描述過白居易詩歌造成的現象：禁省觀寺郵候牆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享茗者，處處皆是。也就是白居易的詩歌，頗具有經濟價值。而在後代，白居易的生年干支，在文人階層互動之中，也是具有意義的符號。不論是在白居易的生日詩酒聚會，或者文人將陶淵明、白居易、蘇軾的畫像置之尊位，執以師生之禮；都可以看出白居易在文化層面所造成的影響。
後人評價白居易，時有稱其粗糙、抒情性較低者，但這多半是來自於新樂府得到的印象，事實上除了新樂府以外，他有很多特別抒情的詩。其中《長恨歌》、《琵琶行》自然在列，然而遠遠不止這些。像是十六歲名震長安的年少之作《賦得古原草送別》：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除了新樂府平易的敘事方式影響到了後世對白居易的評價以外，羅時進先生指出詩作的流傳以及保留情形也影響了詩人在文學史當中的評價。張若虛以〈春江花月夜〉博得「孤篇蓋全唐」的盛譽，而李杜所創作的所有作品若率皆流傳至今，恐怕也會是後世乃至今日評價上的一大難題。白居易的詩作因為當時社會上即已廣為流傳，加上元稹的蒐集與白居易的校訂刊印工作，白居易詩集唐朝時即已在寺廟、東瀛等處有妥善都收藏與廣泛的流佈。也就是說，大量詩作的完整保留，稀釋了白居易作品當中質量較優的作品，因而給予後世一種「粗糙」的印象。
羅時進先生在這裡指出了作者如何看待自己作品的問題，延伸出「焚詩」「刪詩」等作家如何面對當代、乃至於後代以形塑自己作品的面貌這樣一個精神文化史上的課題。從白居易談起，杜牧自度墓誌銘以及陸游自焚三十歲以前學江西詩派的詩稿等例子，都可以放在這個研究角度下加以探索。白居易的敘事，除了關於後代文人社團看待白居易的情況、白居易文稿的保留情況以外，白居易所處時代的特殊性格，也不可輕忽。
中國歷史、文化史如何分期，中國文學史、詩史如何分期，這是一個長期以來受到關注的極有意味的學術話題，沿著這個話題討論，我們可以厘清不同學科之間的關係，更加切近歷史、文化史、文學史、詩史發展的史實。關於唐宋文化轉型的學說。首先是由日本歷史學家內藤湖南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臺灣學者傅樂成在1972年發表了《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一文，進一步從「中國本位文化建立」的角度, 論證了唐、宋文化的差異，明確提出了「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的概念，認為唐、宋各代表兩種不同的文化類型,前者相容並蓄,對外來文化接受較多,文化精神複雜而進取；而宋代則轉趨單純與收斂，且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強固，因此宋代可稱為中國近世本位化的建立期。
羅時進先生指出，宋類型文化與中唐時期，應該要連結起來談論。「宋型文化」的形成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對「唐宋轉型期」的分析應充分注意歷史和文化發展的複雜性。
內藤湖南認為應改變傳統的「唐宋」文化一體化的看法，無疑正確，但卻以朝代作為劃分依據，將唐末五代認為是「過渡期」。對此，有一種相當強烈的聲音應該再次傾聽，章太炎曾斷言：「中國廢興之際，樞于中唐」；陳寅恪云：「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其前後分界也是指中唐。與此相似的觀點，柳詒徵、呂思勉等都曾經明確揭示出中唐對於中國社會史和文化史的轉關意義。
葉燮在《百家唐詩序》中對「中唐」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有更為深刻的論述：
吾嘗上下百代，至唐貞元、元和之間，竊以為古今文運、詩運，至此為一大關鍵也。是何也？三代以來，文運如百穀之川流，異趣爭鳴，莫可紀極。迨貞元、元和之間，有韓愈氏出，一人獨力而起八代之衰，自是而文之格之法之體之用，分條共貫，無不以是為前後之關鍵矣。三代以來，詩運如登高之日上，莫不復逾。迨至貞元、元和之間，有韓愈、柳宗元、劉長卿、錢起、白居易、元稹輩出，群才競起，而變八代之盛。自是而詩之調之格之聲之情，鑿險出奇，無不以是為前後之關鍵矣。起衰者，一人之力專，獨立砥柱，而文之統有所歸；變盛者，群才之力肆，各途深造，而詩之尚極於化。今天下于文之起衰，人人能知而言之；于詩之變盛，則未有能知而言之者。此其故，皆因後之稱詩者，胸無成識，不能有所發明，遂各因其時以差別，號之曰中唐，又曰晚唐。不知此「中」者也，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獨得而稱「中」者也。
中唐者，這個中，乃是百代興廢樞紐之中，所謂的百代之中，也就是雅俗之變化的樞紐，由崇奉雅緻轉向到俗文化興起的關鍵。文化權力在此之前，是掌握在上層文人之中，至此以後，則轉向世俗大眾開放，而中唐恰恰正是雅俗之變的重要樞紐。葉燮的觀點中，中唐之所以能成為百代之樞紐，在於文之格之法之體之用、詩之調之格之聲之情的巨大變化。前者誠以韓愈“一人之力專，獨立砥柱”，後者則以“群才力肆，各途深造。
但與同時代諸家相比，在達到“詩之尚極於化”的過程中，白居易的表現力和新造性是相當突出的，其人生經歷化為經驗融入詩歌創作之中，表現出對歷史和現實的認知，是罕有其匹的。
站在詩史立場上考察的話，「中唐」和「元和」的典範意義在某種意義上超越了「宋代」和「元祐」。在「中唐」，尤應重視白居易；缺少了白居易的中唐詩史，其聲部和風格將單調很多，內容和影響也將單薄不少，將很難匹配葉燮所謂百代之中的論說。不論是歐陽修的文有三變之說；或者是開元、元和、元祐三個年號的三元說，或者是元嘉、元和、元祐的三關說，在各家說法之中，中唐元和，的的確確都是重要的時間點。
有學者研究「宋型文化」的源起，曾提出白居易是「宋型文化」的第一個代表性人物的觀點。這個說法雖小有問題，但的確對白居易在唐代以後詩歌發展和人文傳統中的影響給予更多重視和更高評估。在青春意氣的李白和老成敦厚的杜甫之後，白居易難以站到他們任何一位的肩上，但善於容納兼有，思通雅俗，所提供的創作成果及其表現出的生存智慧和文學姿態，在詩學範疇和人文領域形成了一個與李、杜相區別而具有時代特點和個性色彩的新類型。在這個類型當中，特別富於社會價值和人生歸宿的雙重意義，同時在唐代之後的詩史和文化史上，具有特殊導範性和感召力。
在闡明了白居易所處的中唐時代背後所帶有的特殊性質以後，白居易的敘事其實就展開於此等地特殊脈絡之中。生於李白與杜甫新亡之際，一方面可以享用著李杜帶來詩歌無盡的寶藏，一方面在文藝創作上則要同時面對兩座亙古的高峰，這是生於中唐之人所要特別面對的幸與不幸。
在白居易與元稹的討論之中，李杜優劣的討論其實是重要的文學事件，兩人從特定的角度對李白有所貶抑，其中其實不乏替自己在文學場上鋪墊的意思，他們有意識的推出有別於李白杜甫的文學觀，這種挑戰詩學權威的行為，無疑對白居易傳播以《新樂府》、《秦中吟》為代表的關切現實的「民本詩學觀」具有積極意義。在其後元稹白居易的相互酬唱、標榜之中，所開創出來的元和體，元白並稱的出現，皆對於白居易在李白杜甫之後，擘劃全新的詩學向度帶來有利的影響。不論是元和體、或者是長慶體都是白居易、元稹自我命名的手段。
羅時進引用波狄厄的話，對白居易與元稹的自我標榜加以結論：從策略上來說，要使自己成為文壇上的統治者，最好的辦法之一莫過於對文學進行重新命名，命名的作用是製造一種新的文學景觀，使之成為文壇的基本現實，並以此謀求社會認同。與此同時，命名活動又是一種排他的區隔，這種區隔通過命名者宣稱自己具有獨一無二的合法性。元和體之命名對白居易和「白派詩人」，
是多麼重要；進而言之，對中唐這個詩學新時代，也是一個重要的標誌！其實策略上給自己的行為命名相當重要，後代文學史想到這幾個名詞，都會想到白居易。
從元和體到長慶體，我們可以發現白居易詩歌明顯的敘事特點。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卷二對長慶體有一評論：「長慶體太易，不必學。王逢原《題樂天墓》末云：『若使篇章深李杜，竹符還不到君分。』豈亦病其詩之淺耶！」劉克莊將白居易與李、杜區別開來，帶有貶義，反而從一個角度體現出香山詩獨特的敘事特點，即是「平易」。白居易詩，無論是紀事型結構模式（如〈賣炭翁〉、〈輕肥〉）、感事型結構模式（如〈上陽白髮人〉、〈新豐折臂翁〉）或情節型結構模式（〈長恨歌〉、〈琵琶行〉）實際上都具有平易、淺俗的特點。這是唐代詩歌史上非白話詩人第一次採用如此的敘事方法來記錄時事，抒發情感。後人當然可以表示自己的美學判斷，但這在當時已經與他人劃出一條詩學的界限，從後代看來，則顯然建起了一個新的文學壇坫。
若是排除掉白居易五十八歲大和三年以後在洛陽生活的十七年的生活歷，白居易為後人留下的詩學經驗和精神財富將缺少很多，唐代的人文傳統也失去不少色彩。晚年的洛陽生活，可以看成白居易對其詩學和思想的進一步實踐、命名，而恰恰是這一時期的生活姿態，鑄寫了後人關於其人其詩的完整概念。換句話說五十八歲以後白居易的詩歌，其文學表現的確不夠好，甚至的確可以在文學史上加以省略。但是五十八歲以後的白居易相當重要，正是其生命姿態以及生活哲學的體現。後代文人結社，崇奉白居易，將白居易的生年干支視為文學符號，白居易正是以自己最後十七年在洛陽生活的風姿被後代士人所記憶。
李白杜甫都想當很高的官，都有澄清天下的大志。然而這兩人都不具備從政的思維。李白才氣縱橫，可以不靠科舉而入朝，然而卻不能見容於朝廷。杜甫則太過正直。
白居易既有與李白相近的翰林經歷，也有與杜甫同樣的左拾遺的仕歷，更有李杜所沒有的地方和台閣的重要施政平臺以及與朝廷重臣的人脈關係，家族血緣關係和姻婭關係也相當有利，故平生雖有坎坷蹭蹬，但總有化險解困的機會和擢升空間。
白居易從政經歷完整，天下最富裕的蘇州、杭州掌握朝廷的經濟命脈，不論是蘇州、杭州刺史這樣的地方官，或者是忠州刺史這種比較艱困的地方官，甚至行政中樞的中書舍人、翰林院，白居易都曾任職。母族方面也具有相當的人脈關係，就此觀之，白居易具有屬於政治屬於朝廷的成本。白居易曾任刑部尚書，這是二品官的高官。晚年勘透“士”與“官”，又充分享受著“士”與“官”的那份“紅利” 化作“濟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觴詠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的“文人”行止，既是生活化的，又是審美化的，更具有實踐意義和效仿價值。在中唐，乃至整個唐代，這種充分地將生活審美化、將審美生活化的文人風裁，在白居易之外，我們似乎很難找到其他更多的典型了。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複似處，非忙亦非閑。不勞心與力，又免饑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君若好登臨，城南有秋山。君若愛遊蕩，城東有春園。君若欲一醉，時出赴賓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歡言。君若欲高臥，但自深掩關。亦無車馬客，造次到門前。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
坦承到幾乎露骨的貴族階層的生存哲學 保持與官僚集團 權力階層的戒懼同時張揚著享樂是坦誠得近乎露骨的貴族階層的生存哲學。其中深懷著對官僚集團的戒懼，保持著與權力階層的距離，同時充滿著對現實世界的欲望，張揚著享樂主義精神，將他人或許需要遮掩的俗念，以似乎圓融的理由堂而皇之地表達了出來。而正因為其潛含著對現實政治警惕的思想元素，人們並不將其置入沉淪頹唐的作品之列；其中與權力的保持距離乃至分離的傾向，也部分消解了全詩的消極之感和放縱之意。隱在留司官，似出複似處的人生享樂方式，簡直成為可供庇護的精神樂園，不僅不厭離，反令天下人心折而嚮往。在白居易的詩歌作品中，表現這一思想的作品很多，對後代的潛在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李白提供了一個天上人間，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詩界典型和傲對公侯，蔑視財富，追求自由的獨立人格形象；杜甫留下了一個沉鬱頓挫，晚節漸於聲律細的詩學風範和欲求致君堯舜卻殊難用世悲壯之歌。而白居易以平凡樸質面貌示人的詩人襟懷和在不突破道德底線的前提下獲取最充分物質和精神享受的生命姿態。其獨特的生命姿態與生存哲學，成為有別於李杜的後代典範。
李、杜、白都在不同層面被後人仰望和追攀，而白居易其人和他的詩歌作品一樣，思通雅俗，行止裕如，在士族階層別具一種特殊的導範力。白居易成為後代特殊卻又普遍祈向的典型。
從文化地理來說，江南有別於北方，較無從政的心理期盼，但明清時代，進士考取能夠光耀門楣，進入士階層能夠免稅，乃是關乎家族的大事。然而環境比較好，想藏身追尋有更大的精神自由的人，往往在為官之後便找個理由向後轉，轉向自己的家園，享受寬鬆的環境帶來的心理寬裕。
後代士人的結社行為，他們在其中追求精緻、審美的文化生活。白居易成為其心靈的典範。也就是在這樣的實踐當中，白居易的生日成為生存符號，其晚期生活成為一種精神象徵。白居易當然在中國文學史，文化史上的咸具有重要的意義。但若說白居易在中國詩歌史上與精神人格史上影響孰大，說不定後者的影響更為巨大。
由此觀察，羅時進先生所設定的白居易敘事主題，主要是圍繞在白居易的特殊影響層面，除了由傳世評價進行考察以外，更不應忽略傳世評價之所以形成，其實就是建立在白居易所處的年代，是李杜雙峰之後的歷史轉型時期。假使葉燮的百代之中的樞紐說法可以參考的話，那麼白居易甚至就是站在推動這個樞紐上的重要位置，或者說，後代的文人在考察了中唐安史之亂以後的文化、社會、文學變化，發現的確有這樣的一個變化的轉捩點，而白居易則是生逢那轉捩點的重要文人。在此同時，白居易在創作的過程當中，有意識的使用了與之前的典範不同的書寫方式，也使後人在判讀這樣的變化的時候，更願意將白居易放在這樣一個關鍵的位置上。
除了白居易自身的創作以外，羅時進先生演講時所提到的另外一個重點，則是白居易晚年在身在官場的獨特姿態。晚年的白居易，將文人精神和日常生活引向了一種既不悖傳統倫理，又盡個人自由；既符合現實利益，又滿足審美需要的圓融貫通、雅俗並存的境界。與一般的朝堂、江湖的對比不同，白居易品秩極高，卻轉身走進自己的心靈生活當中，同時過著非常優裕的物質生活。這樣的姿態成為後代文人在面對舉業、宦業時的一種嚮慕標誌。
對於經世致用的期許，或者在官場經營更多的利益，是後代對於官場、士人的一種想像。後代的文人當中，張居正丁憂期間啟復任官，雖然位居首輔，大有作為，然而在孝道與君道之間，後世也不乏爭辯。白居易既然能夠主持三教論衡，對於三教思想必然都頗有理會，白居易之所以能在實用與享樂之間悠遊，陳寅恪從「知足」的角度帶出老子道家思想──知足不辱，試圖尋繹白居易行止之際的思想根基。
關於後代明清文士對白居易的推崇，羅時進先生以王鏊為例，王鏊做官認真，王鏊居官清廉，為人正直，時稱「天下窮閣老」，更是八股文能手。退休之前的形象與白居易截然不同，或許可以用杜甫推擬之。退休以後，有作品《讀白集》：
朝事不予聞，人事不復理。家事不復關，身事不復治。
翛然臥榻上，乃至無一事。長日與誰言，太原白居易。
白居易的晚年形貌，或許是王鏊退休以後的人生典範。後人從王鏊退任以後的人生可以看出一種人生的兩截性質，然而這種性質或許才算是人生的正常。除了王鏊以外，由袁宏道對蘇軾白居易的推崇，也可以看出袁宏道擔任蘇州的地方官，其精神向度已頗與其出身所來的公安派有所不同。也有許多鄉紳，在退任返鄉之後，利用名望為地方做了些事情，然而這其中都有一種對白居易的精神向慕在其中。
今人或許會問，白居易是否太過執著於享樂，太過獨善其身呢？思考白居易的進退，這樣的判斷必須回到古代文化的現場去加以思考。事實上人生價值的兌現有許多不同的標準，如同張居正位居首輔，在那樣的位置上貢獻才能，可能是一種價值，卻同時背負了不孝的罵名。除了張居正類型的理想價值判斷以外，還有很多的價值判斷，只要在可以實踐的範圍之內，人們都可以去完滿自己的價值。畢竟任何的比喻都是跛腳的，任何的言說也都具有特定的角度。
除了白居易的精神典型給後世帶來的影響以外，羅時進先生最後回到了詩歌研究的本身，對於演講中曾經提到的焚詩研究更加深入的解說。
文學家重視自己的名，重視自己在百年之後歷史文化將給予的定位，職是之故，研究作家對自己作品的處理，就可以看出作者不同時間點上心態的差異。例如周作人在年老時曾經重抄自己過去的作品，在重新抄寫的過程當中，每個版本都具有研究價值，其中若有所變化，就可以從中看到作者的美學觀以及每一次的思考，生命的心脈。
由於評價是其他讀者所給予的，因此文學研究不僅只要研究作品文本，也要研究作品文本產生的過程、經驗，並將此當成非純粹的文學問題，甚至當成是文化問題來加以看待。因此，焚詩不僅是創作問題，焚詩研究，想要挖角作者創作的經歷、心態、生命姿態，以及不同階段的人格形象。中國向來缺乏完整的文論體系，但是「知人論世」的方法是重要的文化資本，是文學社會學研究的基礎。
如果從知人論事的角度，作者焚去自己的詩歌，後面其實包含著創作過程中詩人自己的成長過程，讀者群的社會文化，還有產生評價的特定社會環境，影響創作者思考的心理環境，這些問題都隱藏在焚詩行為的背後，因此焚詩研究的價值其實蘊含豐富。談到社會環境，中國文學史上的女性詩人少，流傳的作品也少，根據一些針對女性詩人的研究，這些創作者在生命的晚期，焚去了許多詩歌，因為女性寫詩，並不受社會所提倡鼓勵。在焚去的詩作當中有生命騷動的風情，在女詩人生時有抒情的需求，死後有蓋棺論定的文化評價需要面對。
總的來說，關於焚詩的研究，可以令人對認識創作者所處時代的社會現象有所幫助，對其中的文化也會有更完整的認識。在進行文學研究的時候，不只是現有文本可以研究，還有各時期對的詩人形象的想像可以研究。除此之外，更有
已經被收藏保存的，以及未能保存的文本都是重要的研究素材。這當中，在在都有創作者生命的軌跡，跳動的心脈。作為研究者，都應該盡量地去發現。
羅時進先生與主持人張蜀蕙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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