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紀錄】朱歧祥-漫談司馬遷的「志」

漫談司馬遷的「志」

朱歧祥先生2014年11月3日東華大學演講紀錄

主持人魏慈德老師與演講者朱歧祥教授

本次活動請到東海大學朱歧祥教授演講「漫談司馬遷的志」。

朱教授以「漫談」的形式來講述「司馬遷的志」這樣一個本應嚴肅的話題。司馬遷的「志」是大志，在漢代文人中，太史公可以說是首屈一指，朱教授說：「他可以說是文章家裡的皇帝，文章家裡的永恆者。」對於司馬遷的成就給予最高的評價。

朱教授從影響司馬遷一生的「三個男人」談起，第一是他的父親司馬談，第二是李陵，第三是任安。特別是任安，朱教授特別提到他是「所謂好朋友」，認為任安並不是太史公真正的朋友。

司馬談將自己未完成的遺願交付予司馬遷，他培育司馬遷，希望他成為「聖人」，要編另外一本春秋經。這是司馬遷原本的「志」。

這個往成聖之道前進的「志」本來並沒有其他問題，以司馬遷的才華和他對自己的信心，也認為自己能夠做另外一個孔聖人。直到李陵事件，司馬遷自請宮刑，成了不完全的人，成聖之道就此斷了。於是司馬遷調整自己的「志」，希望透過《史記》，把人世間不公義的事情寫下來。

接著朱教授談到這第三個男人是任安，提到任安同時也一定要提的便是報《任安書》這篇文章。這篇文章，是任安寫信希望司馬遷能夠推賢進士，在漢武帝前美言，而後司馬遷所做的回應。司馬遷將自己從沒說過的委屈和對自我的抱負在這封信中一口氣出來。

朱教授說道：「透過史記這樣的書，我們看到司馬遷的變態史學。本來一個健康的人寫一本健康的書，給一般健康的人看。偏偏一個人變得不健康，用一整變態的角度，去看待古往今來的歷史。他要把天下可憐人一個個抓出來，伯夷列傳，遊俠列傳等等，這些歷史個案，要是沒有挨那一刀，他怎麼寫，挨了一刀之後，史學觀點又如何轉變，十分耐人尋味。」

接著朱教授談到「志」的源起。人類在物質文明到了一定水平之後，開始追求精神層面的價值，精神層次不滿足時，天人的關係因此而發生。其中最大的命題就是：如何面對死亡？這一點在宗教上有永生可以解決，然而在古代中國呢？朱教授打趣地說道：「中國人有一個方法，這個方法無以名之，這方法叫作生小孩。我的錢，留給小孩，我沒有完成的事，我兒子幫我完成，一代一代傳下去，面對死亡的恐懼。」而讀書人依附在孔子、孟子、荀子以降的那條「永恆的線」──道統──之下，就能面對死亡。依附道統和個人立志的方向有相對的關係。司馬遷在宮刑之後，便無法朝著原本的道統前進，於是他調整方向，朝著朱教授稱為「智慧之線」的永恆之道前進。

在《報任安書》中他濃縮了對自我期許的三句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他邊寫史記的核心觀念。

首先從「究天人之際」開始說起。司馬遷的天，不是自然天，也不是主宰天，也不是理性的天。在司馬遷整理歷史個案時，他覺得歷史的推演是非常態的，往往有一種勢力會影響常態理性的操作，這種力量無以名之，姑且稱之為「天」。

朱教授書甲骨文講解天人關係

以秦國統一六國為例，司馬遷從中沒辦法找出客觀的標準去說明秦國何以能夠統一天下，最後只好歸之於「天」。這個老天顯然就是歷史洪流中的黑暗勢力，和理性是完全不同的。劉邦也是同樣的道理，司馬遷在談漢高祖的段落中，以「豈非天哉」作結。同樣的伯夷、叔齊，如果是好人，為何餓死首陽山？當問題沒辦法用理性評估，司馬遷就拉出「天」來。天阻礙了歷史的常態發展，讓好人沒有好報。

朱教授說：「司馬遷在講古往今來委屈的人的過程，其實是在說自己。這種移情作用，跳出跳進，呈現出最有生命力的作品。這五十二萬字，必須要心與心的交流，善讀書者得之，你就能了解司馬遷內心深深深處的悲涼。」在這裡，朱教授話鋒一轉說道：「誰有那麼大本事掌握改變理性歷史的運作？司馬遷所談的黑暗的天，就是在諷刺集權的統治者。唯有無良的當權者，才能夠主導一樁又一樁歷史個案的發生。他要批判的何嘗不是漢武帝？」

為了探究如何避免「天」對人性的干擾，因此司馬遷要「究天人之際」，換句話說，是追究天和人之間的空隙所在，區分天人的關係，表彰人的自由和力量，在《伯夷列傳》中引用孔子的話說：「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所謂志，是道德理性讓自己能做自己的主人，只要你事事不求人才能配獨立作業，超越一般人的價值，建立自我的價值標準，追求自我的理想，就能夠甩開政權的要求和壓力，堂堂正正的做回自己。只要人的力量越大，人的力量就能插到天的範疇，影響這個無良的天，影響這個無良的政權。在混濁的政權底下，他要超越出來，這句話馬上契合孟子的「人為貴君為輕」的觀念。

第二句話，「通古今之變」。人如何處在不安的狀態？不安因為會變，不知道明天是什麼世界，有各種可能。如果我知道明天能做什麼，後天什麼我也知道。談歷史的變動，讓人心裡不舒服，讓人生命受威脅。古往今來歷史的變動，司馬遷說有三，一周召共和，二秦一統，三漢家天下。周召共和所產生的變動，權由天子下降到諸侯。暴秦統一天下，最明顯的變動在制度面，封建制度變為郡縣制度。第三個變動，是無賴漢（劉邦）統一天下，有一個老百姓能掌握天下政權。司馬遷在分析政權的過程中，不但要通古今之變，更要尋古今之常。透過這些變動如何找到古今的常道。司馬遷的常是什麼呢？他點出「義」這個字。只要合乎義，這個社會就能由亂回到定，回到常態的運作。義，宜也。各有所宜，適當的事情。只要每個人做的事情是適合的。適不適合是很主觀的命題。義落實在人世間，是一條一條的禮文。不同時期的禮標準不相同。什麼樣的標準才能判斷什麼是適合的事情呢？義背後還有一個動能，無以名之，我們稱之為「仁」。

原來司馬遷骨子裡仍然是儒家，儘管司馬談是道家專家，卻找了孔安國教司馬遷春秋經，從儒家入手。常的標準建立在義之上，由仁而開義，由義而開禮。很顯然，他是一個純儒，以孔孟的標準來寫歷史的。人世間的動盪是因為我們要爭，有我們私利的考量。史記五十二萬字，講來講去，在講如何讓老百姓安定的生活。種種關鍵的語言，能讓我們掌握司馬遷的內心深處，由變而常的標準，用讓與義來解決人世間的衝突。

最後是「成一家之言」。

《史記》是私修的歷史而非官修，內容包括官方史料、民間史料以及口述歷史，灌注了司馬遷個人的生命力。我們一般認為史學家是客觀的，偏偏司馬遷是不客觀的，朱教授說：「他要去尋覓可憐人、不成功的人，幫他們著書立說。他和整個正史的主流是不相同的。我們如果由這個角度去看到史記，他是一本活生生的書，書就是人，人就是書。如果他用生命去著作，讀的人有沒有用生命去摩擦他，如果沒有用生命，你是不可能了解司馬遷啊。」

《報任安書》寫道：「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由這些話語我們很清楚看到，《史記》不是單純由歷史鋪排的書，他是具有司馬遷內心歷史動能的一本書。朱教授說：「當年他要答應他爸爸的遺志，要繼承孔聖人要編成另外一本春秋經，這是理性的陳述。單純理性的人沒辦法寫成熱騰騰的東西，一個熱騰騰的人也不能寫成理性的作品。唯有冷酷無情在加上熱騰騰才能寫出太史公書，這種人肯定早死，不是自殺就是他殺。這種人他選擇了這樣一條路子，冥冥中又何嘗願意。」司馬遷正是要透過《史記》的完成來確立他的「志」。佛洛伊德說創作相當於夢，相當於對性的追求，這種追求是無以上指的。

朱教授最後回到儒家的精神上，談孔子的「學而時習之」的習字，「習」指的是實踐的過程，一次又一次從不會到會的過程。如果學的是聖人，每天做成聖的工夫，每天就逼近聖人的光華。這種成聖的學習，不亦悅乎。這是孔聖人教我們的志，這個志是成聖的志。由聖人過渡到孟子，談不忍人之心，這種學習不在外求，而在我們內心。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朱教授說：「如果沒有我，天地無心，天地因為有我，天地才有心，我的價值，因此而生。如果中華民國要的是小螺絲釘，我們要那麼多螺絲釘做什麼？如果每個人沒辦法做自己的主人，沒辦法標榜自己的特殊性，要你何用？」

朱教授以王國維的人生三大境界作為總結：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朱教授特別提點其中的「獨」字，在尋到的途中必定是孤獨的，又說，伊人即是書本，如果讀書，讀經典，能夠像談戀愛那樣讀下去，必須在字與字之間沒有字的地方讀到有字，這是老人教我們的讀書方法，無以名之，我們歸納出兩個字：執著。

朱教授又以兩顆心期許在場學子，希望能以傲然的心和慈悲的心做學問及面對人世。

左起巫俊勳教授、朱歧祥教授、魏慈德教授